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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能理论概述

开始的一幕发生于巴黎,时间是1900年,也就是著名的“美好年代”[1]。这个城市的父亲们,向一位天才的心理测量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内[2]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当时大量的家庭蜂拥而至,从法国各省迁居巴黎。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巴黎的学校里出现了学习上的问题。家长们对阿尔弗莱德·比内的请求是:设计一种测试方法,以预言在巴黎小学的低年级学生中,哪些孩子将取得好成绩,哪些孩子将不及格。

正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比内成功了。很快,他的发明就被命名为“智力测验”。他的测验结果称为IQ,即“智商”[3]。像巴黎的其他时尚一样,“智商”很快就传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智商在美国就已经相当受欢迎,以至于对一百多万名新兵,都进行了这个测验。随着它在美国军队中的应用,随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比内的发明真正地红遍了美国。从那时起,IQ成了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被认为是具有极其普遍实用价值的科学工具。

是什么原因使智商引起了轰动呢?至少在西方,过去人们总是依靠直觉来判断或评估人的聪明程度,而现在智能似乎定量化了。就像过去只能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身高一样,现在似乎能准确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智能的高低。我们能够并可以使用相同的心理能力的尺度,去排列每一个人。

人们对于完美的智能测量方法的追求,一直在进行着。举例来说,下面是这种测量的一个广告:

您想通过一种快速的测验从而准确地、可靠地评价一个人的智能吗?共需进行三组测验,每组4~5分钟。这种测验不依靠语言表达和主观性的评分,即使是严重残疾(甚至瘫痪)的人,只要能表示对问题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皆可适用。无论是两岁的幼儿还是优秀的成年人,均使用同样简短的一组题目和相同的方式进行。全部花费只需16美元。

对这种能判断所有智能的单一测验,目前的需求很普遍。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甚至建议,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受试者的反应时间来判断智能:一组灯光亮了之后,根据接受测试者反应的快慢,就可以确定他智力的高低。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则建议智能的研究者直接观察脑电波。随着基因芯片的出现,许多人都期待着有一天,只要我们在特定的染色体上,看一下某一基因座位[4],然后读出这个人的IQ,就能信心十足地预言他的前途。

当然,还有更加精密复杂的IQ测试的变种,其中之一就是SAT。开始时它叫“学业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它的首写字母形式未变,但含义改变了,现在叫做“学业评估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这两种考试都是与IQ测试目的相同的一种考试,分成语言和数学两部分。如果把一个人在考试中两部分的得分加起来,就可以判断或排列他在某一方面智能的高低(最近,写作和推理的内容被加入了这个考试之中)。例如专为天资优秀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或举办的学历教育,就靠这种考试录取学生。如果你的智商超过了130,才能进入此种学校或班级就读。如果你的IQ是129,对不起,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这种判断人的智能的一元化观点,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学校的观念,我称之为“统一制式观念”(uniform view)。在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统一制式学校”(uniform school)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相同的课程即核心课程,选择的可能性极少。只有较好的学生,可能就是智商较高的学生,才被允许选修需要批判性的阅读、计算和思考技能的课程。这些统一制式学校使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类似SAT和IQ的各种考试,均由学生用纸和笔来完成。这些考试的成绩,可以将学生排列成令人可信的顺序,最聪明的和最有前途的学生被送进较好的大学。他们将来可能,仅仅是可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选拔方式对于一部分人的效果是好的,如对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这种考试和选拔体系,有利于英才教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推荐。

这种统一制式学校看起来似乎很公平:毕竟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相同。但是许多年以前,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貌似合理的学校,实际上是完全不公平的。统一制式学校只挑选并重视某些种类的智能,我们在这里暂时称之为IQ或SAT智能。有时候,我也称之为未来法律教授的智能,就是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在电影《力争上游》[5]中扮演的查里斯·金斯菲尔德博士(Dr. Charles W. Kingsfield)拥有的智能。你在这样的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就很容易在IQ或SAT类型的测验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我想谈的是对智能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学校的观点,这就是智能的多元观(pluralistic view of mind)。亦即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的、各自独立的认知方式,承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强项(cognitive strengths)和对应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我还想介绍一种建立在智能多元化观点上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individual centered school)模式。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在比内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如认知科学(思维的科学)和神经科学(脑的科学)的某些成就。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我称为多元智能的理论。现在,让我说明多元智能理论的起源和观点,以便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它对教育的意义。

在我介绍这种观点之前,请读者首先从世俗的智能判断标准中暂时解放出来,让你们的思想自由地翱翔于人类所有的能力之中。说不定还需要换位思考,用从火星上来访的外星人的角度,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想象的实验中,你或许会被杰出的象棋大师、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的表现十分突出,确实引人注目。从以上想象的实验中,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能概念。这些象棋大师、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是聪明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的智力测验无法辨认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呢?如果他们不是聪明智慧的,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一般来说,为什么当代的智能结构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的许多杰出表现呢?

智能是什么

智能最恰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读者向我们提出最多的问题。的确,正是在智能的定义上,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的观点开始分道扬镳。按照传统的测量心理学观点,智能最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解答智力测验考试题目的能力。运用统计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的答案加以比较,可以从测验分数推断出他们的能力。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在不同的测验中,所得到的成绩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人类的一般智能[6],随年龄、学历、经历的变化不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

另一方面,多元智能理论比传统的智能观念要复杂一些。我们认为,智能是一种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生物的和心理的本能。尽管老鼠、鸟类和计算机也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类具有的智能,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产品的创造,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团体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够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找到通向并实现这一目标正确路线的能力。文化产品的创造,则需要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并表达自己的结论、信仰或感情。从构思一部小说的结尾,到下棋时预料每走一步棋的后果,甚至修补一床棉被,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理论、音乐作品甚至成功的政治竞选,都是上文所说的创造文化产品。

多元智能理论本身,就是按照生物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本能的技巧构建而成的。但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技能(再说一遍,我们与老鼠、鸟类、计算机不同)。即使如此,实际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问题时,生物的本能还必须与这个领域的文化教育相结合。如语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技能,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以写作的方式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以演讲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文化背景下说不定就是颠倒字母的文字游戏。

究竟怎样识别一种智能呢?我们认为,选中作为一种智能必须注意的是,既要有生物学的依据,又要考虑根据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来进行评价。在列出以下智能种类之前,我们曾参考了几个不同来源的证据:如有关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信息;脑损伤条件下认知能力受损的情况;对特殊群体如超常儿童或神童、白痴天才、患孤僻症儿童的研究成果;过去几千年人类认知进化的研究资料;文化交叉背景下认知的研究;心理测量学的研究,包括不同测试方法和手段结果相关性的研究;心理训练的研究,特别是不同学习能力的转化和普遍化的研究,制定了如下智能的判断标准,或者叫做“智能的判据”(criteria)。候选智能中,只有那些满足全部或大多数判据的,才被选中作为一种智能。以上全部智能判据的每一种,以及我们最初所提出的七种智能,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特别是在第4章中,都有详尽的讨论。在那本奠基之作中,我也考虑到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会遭到反对,所以将它和与之对立的智能理论加以比较。与此问题有关的进一步的讨论,出现在我的《重构多元智能》一书中以及本书的后续章节中。

除了满足上述判据以外,每一种智能都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辨别的核心运作方式,或具有一组运作方式。就像以神经系统为模式设计的电脑系统一样,如果通过内部或外部特定信息的作用,人类的每一种智能都应该能够被活化或激发。例如音乐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音高的敏感性;而语言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发音和声韵的敏感性。

智能对于特定文化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应该是敏感的。这个符号系统是捕捉、表达、传播信息的重要形式。语言、图画、数学就是三个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们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能够被选做智能的,必然和人类所应用的符号系统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人类每一种核心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的存在,必定伴随着现行的或潜在的符号系统的产生。而此符号系统对于使用发展那种能力,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有时可能某种智能无法用任何符号表示,但人类智能的基本特征也是能够具体化的。

最初的七种智能

简略地介绍了智能的特征和判据后,我现在分别讨论对每一种智能的思考,那些智能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我在讨论每种智能时,首先摘录了在那种智能上表现突出的人物传记的一部分。这些被引用的传记中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传记中人物自如地运用某种智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每一篇被引用的小传只说明一种特定的智能,但我们并不希望这暗示成人的智能运作是孤立的。事实上除了非正常的人,智能总是以组合的方式运作。任何有经验的成年人在解决问题时,都会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在每一篇小传之后,我们还要评述不同的数据和资料,以支持每一种被挑出来的候选智能。

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3岁时,被父母带去欣赏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上路易斯·帕辛格(Louis Persinger)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小梅纽因,于是他向父母要一把小提琴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物,并且非要帕辛格做他的老师不可。他的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10岁时,耶胡迪·梅纽因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梅纽因身上的音乐智能,甚至在他还没有接触小提琴、尚未接受任何音乐训练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对那种特殊声音的强烈反应,以及他在小提琴演奏技术上的飞速进步,表明他从生理上具备发展音乐智能的先天条件。从此类超常儿童得出的证据,使我们认为特定的智能有其生物学上的或先天的渊源,梅纽因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特定的群体,如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他们中有些人也能熟练地演奏乐器,却无法与其他人沟通,这同样证明音乐智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下面再对有关证据做简单的分析,以进一步证明音乐技艺是一种智能。例如,虽然音乐技能不像语言技能一样,精确地定位于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但大脑的一部分,大约位于右半球,在对音乐的感知和创作上,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的音乐才能受脑损伤影响的程度,与其所受音乐训练的程度和人与人的差异有关,但有证据表明,脑损伤的确会造成人的“失歌症”[7]或一定音乐能力的消失。

在旧石器时代的社会里,音乐明显地起着重要的协调和统一的作用,连鸟儿的歌唱都具有与同伴联系的功能。从多种文化得到的证据表明,音乐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本能。婴儿智能发展的研究认为,在幼儿阶段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计算音高的能力。最后,我们说音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清晰易懂的符号系统。简而言之,音乐才能是一种智能的概念,得到了不同来源证据的支持。虽然音乐技能不像数学一样被当做典型的智力技能,但它符合我们的智能的判据。不但根据智能的定义,而且从资料和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身体-动觉智能(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15岁的乔治·鲁斯[8]在一场比赛中担任接球手。因本队的投手表现不佳,贝比的棒球队面临败局,于是他嘲笑这名投手并大声指责他。他们的教练布拉泽·马赛厄斯(Brother Mathias)大声喊道:“既然这样,你来投球吧!”鲁斯听后十分吃惊,非常紧张,回答:“我从来没有投过球,我干不了!”但此时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鲁斯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道:“当我站到投球手位置的那一刻,感到在我和踏板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我有点儿莫名其妙,似乎我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块踏版是我的另外一个家。”正像体育运动史记载的那样,他后来真的成了大联盟的投球手(当然,他还是一个传说中的击球手)。

就像梅纽因一样,乔治·鲁斯也是一个超常儿童。第一次见到他的“乐器”时,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请注意,这种识别发生在他接受任何的正规训练之前。

我们知道,身体的运动由大脑运动神经皮层来控制。大脑的每一个半球,都控制或支配相对的另外一半身体的运动。对于一个惯用右手的人,运动的支配部位通常在大脑的左半球。即使对于一个能够灵活自如地运动的人,在他不情愿的时候,命令他做同样的动作,其身体运动的能力也会减弱。这种特殊的运动失调症的存在,是身体-动觉[9]智能的证明。

特定的身体运动,明显地有利于物种的进化。对于人类来说,这种进化就延伸到工具的使用。身体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儿童发育的时间表,不同的文化对此没有异议。因此,以上身体运动的知识符合判定一种智能的标准。

认为身体运动的知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即智能,不那么好理解。的确,表演一个哑剧或打网球不同于解数学方程式,但使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一种感情(在跳舞时)、从事一种游戏(在运动场上)或创造一种产品(设计发明),都是运用身体或身体认知的例证。解决某种需要身体运动的特殊问题,如击中一个网球,究竟需要哪些特定的基本能力,蒂姆·高尔威(Tim Gallway)总结如下:

“球离开发球者球拍的一刹那,大脑就得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计算出:球大约在哪里着地和球拍应在哪里回击。这种计算包括判断球的初速度、使球减速的因素、风的作用和球的反弹等。同一时刻,大脑还要对肌肉下达动作的命令。不仅仅下一次命令,而是需要时时根据最新信息加以修正。肌肉必须配合,脚一移动,就得将拍向后拉,且拍的正面必须保持一个特定的角度。精确的击球点的位置取决于发出的命令,是要回击到对方球场的底线,还是让球刚好过网。大脑必须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析对手的移动和平衡状况,做出回球的决断。为了接一个发球,你大概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做以上这一切事情。要每次都能击中球,似乎很不容易,但一般人往往都可以做到。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逻辑-数学智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由于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芭芭拉·麦克林托克[10]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她在观察和推理方面的智力,表现出一种以逻辑-数学为形式的智能,这种智能通常被人们称为科学思维(scientific thinking)。她经历的一件偶然事件特别能说明问题。20世纪20年代,麦克林托克在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曾遇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预测有50%的玉米不结果,但她的研究助手在试验田里,却发现只有25%~30%的玉米植株不结果。这一不小的差异使她很困惑,因此而离开玉米地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想了半小时,之后……

“我突然跳了起来,跑回玉米试验田。刚到玉米田的地头(其他人在玉米田的深处),我就大喊着,‘我发现了!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30%的玉米不结果的原因了!’他们要我证明自己的结论。于是我坐了下来,拿出纸和铅笔飞快地写出草稿,而这些计算工作我刚才在实验室里一点也没有做。当时这项演算工作是如此之快,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答案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我一步一步地进行着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工作,最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同事们看着计算结果,发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相同。有了结论之后,我却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我还没在纸上计算时就知道了结果?为何我对这个结果如此确信?”

这件趣闻表明了逻辑-数学智能的两个基本点:第一,天资优异的人在解决问题时的速度常常快得惊人。如成功的科学家往往在同一时刻处理许多变量,或提出大量的假说,然后一一加以评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放弃。

这一趣闻还表明了智能的非语言性: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用语言表达之前,就已经得出了。事实上,这个解题的过程甚至对解题者本人,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有点儿像我们所熟悉的,在“啊!”一声惊呼后恍然大悟。但这并非暗示此种现象是神秘的,或只能凭直觉而不可预期。恰恰相反,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些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不是偶然的。我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逻辑-数学智能的作用。

逻辑-数学智能和语言智能加在一起,是智商测试的主要基础。传统心理学家对这两种形式的智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它们是“原始智能”,可以跨越不同领域或专业解决问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麦克林托克所描述的,她获得有关逻辑-数学问题答案过程的准确机理,至今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恰当解释。

这种智能同样可用我们的经验判据证明。大脑的特定部位与其他部位比较起来,在数学计算方面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近来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位于额骨颞颥叶[11]的语言区域,对于逻辑推理更重要。而位于顶骨前叶的视觉空间区域,则掌管数字计算的功能。一些白痴天才在其他很多领域里表现了可悲的无能,但在数学计算上却有可能十分出色。儿童中数学天才的例子是很多的,多年以来,让·皮亚杰[12]和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儿童在这种智能上的发展。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10岁的时候,托马斯·艾略特[13]创办了一份名为《壁炉旁》的杂志,他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寒假中,他在三天时间里出了8期。每一期杂志里都有诗歌、探险小说、随笔和幽默故事,其中一些流传至今,展示了诗人的特殊天才。

和逻辑-数学智能一样,把语言技巧称为智能,合乎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语言智能的存在,也通过了我们的经验判据的检验。例如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通常称为“布洛卡区”(Broca),负责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单词和句子,但除了最简单的句子以外,他们不能将单词组合成句。与此同时,这些人的思维过程可能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天生具有语言能力,对于人类是共同的。令人吃惊的是,儿童语言能力的进展,在各种文化和社会中都是一致的。即使是没有接受过哑语训练的聋哑儿童,也会发明他们自己的手语并悄悄地使用。我们因此可以看出,这种智能是独立的,与特殊的学习方式或传播渠道无关。

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14]的土著居民在航海时不用仪器,他们除了依靠星座和视线中出现的岛屿来确定船舶的位置以外,气候的特点、海水的颜色都是他们判断地理方位的依据。每一次航行都被分解成多个较短的旅程,而航海者清楚在每段航程中星座的方位。在实际航行中通过每一个岛屿时,航海者的脑中就出现一幅地图,并在图上计算已经走完了多少旅程,还剩下多少旅程,方向还要做哪些修正。航海者在旅途中可能无法真正看到这些岛屿,但脑中必须有它们的位置。

解决空间位置的问题,如航海和使用有标记的地图,都需要空间智能。其他与空间位置有关的问题,如下棋和想象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物体的形状,也是如此。视觉艺术同样是空间智能的一种运用。

从大脑研究所得出的证据非常明确,很有说服力。经过长期的进化,正如大脑的左半叶掌管习惯使用右手的人的语言功能一样,这些人大脑的右半叶掌管空间位置的判断。大脑右后部位受伤的病人,会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易于迷路,其辨认面孔和关注细节的能力明显减弱。

大脑右半叶特定部位受伤的病人,总是试图用语言技巧来弥补空间智能的缺陷。他们尽力大声辩解,主动提问,甚至拼凑答案,但这些非空间的策略,很难成功地解决有关空间的问题。

以盲人为例可以说明空间智能和视觉能力的区别。一个盲人能够通过间接的方法来判断物体的形状:他们用手沿着一个物体的边缘以固定的速度摸过去,根据所用时间的长短,计算出物体的大小。盲人的触觉系统,相当于普通人的视觉系统。盲人的空间智能与聋哑人的语言智能极具相似性,值得我们注意。

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很少出现超常儿童,但也有如娜迪娅[15]那样的白痴天才。尽管患有十分严重的孤独症,这个学龄前儿童却能画出极精确、细致的图画来。

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特殊教育、几乎是盲人的安妮·萨利文(Anne Sullivan),开始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教育即聋又盲的7岁女孩海伦·凯勒由于海伦对外部世界感情上的对抗,安妮试图和海伦交流的努力很难奏效。以下是她们第一次一起进餐的情景:

安妮不允许海伦将手伸进自己的盘子里去取她想要的食物,而海伦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时,已经习惯了这样做。因此与安妮的第一次进餐成了意志的较量:海伦的手一伸进盘子里,就被安妮坚决地推开。海伦的家人为此很不高兴,离开了餐厅。安妮把房门锁上,继续用餐。海伦干脆在地板上又踢又闹,推拉安妮的椅子。半小时以后,海伦绕着桌子找她的父母,却发现没有人在那儿,这使她感到迷惑。最后,她只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但却用手。安妮给她一把勺子,却被哗啦一声扔到地上,于是意志的较量又重新开始。

安妮·萨利文对海伦行为的反应很敏锐。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说:

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既要规范和控制她的行为,又不能伤害她的心灵。我起初只能非常缓慢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并试图赢得她的爱。

两周以后,第一个奇迹发生了。安妮将海伦带到家庭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以便两人可以单独生活在一起。经过7天的相处,海伦的性格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治疗生效了。安妮写道:

今天早上我的心在快乐地歌唱,奇迹发生了!两星期前那个粗暴的小生命,已经变成了温顺的小女孩。

仅仅又过了两星期,海伦首次突破了语言障碍,开始学说话,她的进步神速。产生奇迹的关键,是安妮具有看穿或洞悉海伦内心世界的眼光。

人际智能的核心能力,是留意其他人之间差异的能力,特别是观察他人的情绪、性格、动机、意向的能力。按照更高的要求,就是能够看到他人有意隐藏的意向和期望。我们可以在宗教和政治领袖、教师、心理咨询专家和孩子家长的身上,观察到复杂微妙的人际智能的高级形式。海伦·凯勒和安妮·萨利文的故事,说明这种智能不依赖于语言。

大脑研究报告一致指出,大脑前叶在人际关系的知识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一区域的损伤,虽然不会影响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但会引起性格的很大变化。这一区域受伤以后,人们会认为伤者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阿茨海默氏病(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种早年痴呆症,表现为后脑部位受到伤害以后,患者的空间辨认、逻辑推理、语言运算能力大大减弱。但患阿茨海默氏病的病人能经常保持良好的风度和举止,并会为他们所做的错事频频道歉。与此相反,皮克氏病(Pick’s disease)是由于大脑前叶受损而出现的另外一种早年痴呆症,患者会失去彬彬有礼的风度。

人际智能还有另外两个被人引用的生物学例证,均为人类所独有。一是灵长类动物有较长的婴儿期,对母亲有强烈的依附。在早期发育阶段失去母亲的个体,正常的人际智能发育将受阻,这是很危险的。二是对于人类来说,社会交往很重要。在史前社会里,狩猎、陷阱、宰杀动物都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合作,团体的凝聚、领导和组织,都很自然地遵循这一原则。

自我认知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弗吉尼亚·伍尔芙[16]以日记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往日随想》,专门谈到“生活的花絮”,即生活中所发生的琐碎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有三件很特别,给她的童年以深刻印象:和弟弟打了一架、在花园里看到一朵奇怪的花、听到一位过去的来访者自杀的消息。

这三个难忘的时刻即使我不想到它们,也会悄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第一次把它们记录下来,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会。其中两件事的结尾令人绝望,另一件的结果还算让我满意。

听到那个人自杀的消息,恐怖的感觉使我浑身软弱无力。但是看到花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战胜敏感和怯懦的方法,我不再感到软弱了。

虽然惊吓产生的震撼在我身上仍然存在,但现在我对此已能欣然接受。在一次受到惊吓之后,我总是觉得这种经历特别宝贵。我因而猜测正是这种承受惊吓的能力,使我成了作家。我大胆地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受到惊吓之后,立刻有将一切记录下来的欲望。我感到好像受了打击,但事实上没有。我像小孩子一样,想象这打击来自藏在日常生活琐事后边的对立面,它就是,或将是某一哲理的闪现,是生活表面现象后面某些真实事物的标记。于是我将其组成句子,写出它的本质。

以上引文生动地说明了自我认知智能——就是有关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知:了解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情绪变化,有效地辨别这些感情,最后加以标识,成为理解自己和指导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具有较好自我认知智能的人,脑中有关于自己的一个积极的、可行的、有效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智能的隐私性,如果观察者想探测的话,就需要有来自语言、音乐或其他显性智能的证据。在以上引用的短文中,语言智能就用来表现自我认知智能,它使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化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后面还要讨论。

我们已经熟悉的判断智能的8项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自我认知智能的确认。大脑前叶对于每个人性格的变化和自我认知智能,也像对于人际智能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脑前叶的下部区域受到伤害,很可能造成性格的易激动、易烦躁或欣快[17]。脑前叶上部区域受到伤害,则可能形成冷淡、散漫、迟钝、漠然等沮丧人格的特征。此时,脑前叶受伤者的其他认知能力大都保持不变。可失语症患者就不同。有些失语症病人后来恢复到能够诉说他们的经历时,我们发现了十分相同的结果:虽然这些病人的敏感程度有所降低并对此感到沮丧,但绝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竭尽全力想得到它。

患有孤独症的儿童,是自我认知智能受损的典型例子。这些儿童有时虽然无法自我表达,却多半在音乐、计算、空间判断或机械工程等领域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才能。

自我认知智能很难找到生物进化方面的证据。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本能的智能。但对于今日已不必时刻为生存担忧的人类来说,这种智能却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

总而言之,与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有关的能力,都已通过了确认智能的判据的检验。这两种智能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个人和集体都很重要。人际智能使人能够了解他人、更好地与他人一起工作。自我认知智能则可以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自己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人可以感到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的融合。的确,自我感觉和认识是人类最神奇的发明,是所有与个人有关信息的象征,也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发明。

新确认的智能

在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我抵制了改变此理论的任何企图。很多人提出建议,希望增加候选智能,如幽默智能(humor intelligence)、烹调智能(cooking intelligence)、性智能(sexual intelligence)。我的一个学生甚至略带嘲讽地认为:我绝不会承认那些我本人缺乏的智能。

但是两件事让我开始考虑其他智能的存在。有一天,我对一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我的演讲结束后,一名小个子的年长者走近我并说:“应用你提出的那7种智能,你永远也解释不了查尔斯·达尔文。”这位评论者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迈尔[18]。他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权威。

另外一件事,就是人们频繁地宣称存在精神信仰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有时人们还说我已经确认了精神信仰智能。事实上,这两种传说都不确实。但是这些经历的确促使我考虑是否存在着博物学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和精神信仰智能。

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种情况,博物学家智能的存在拥有令人吃惊的确凿证据。像查尔斯·达尔文、爱德华·欧·威尔逊[19]那样的生物学家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20]、罗杰·托里·彼得森[21]那样的鸟类学家,在辨认和区分不同的物种时是十分杰出的。具有高度博物学家智能的人,看到植物、动物、山峦或者不同形状的云朵时,根据它们在生态学中的位置,善于敏锐地将它们加以区分。这种能力不仅仅依赖于视觉,对于鸟类的歌唱和鲸鱼的叫声的感知,取决于人的听觉系统。荷兰博物学海拉特·韦梅耶(Geermat Vermij)虽然是个盲人,却能靠触觉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用衡量智能的8个判据检验,博物学家智能也与之符合得很好。对于这种智能来说,它具有的核心能力,就是辨认动植物一个种属中成员的能力。进化史上存在这样的例子,动物中某个幸存物种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善于辨认同类并躲避肉食动物。在博物学家的世界里,儿童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物种。的确,一些5岁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更善于辨认区分不同种类的恐龙。

应用文化的或者脑科学的“棱镜”检验博物学家智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天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依靠博物学家智能生存。我们只要简单地前往杂货店购物,或者用电话和互联网采购所需物品就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消费者的文化,仍然建立在博物学家智能基础之上。因为博物学家智能拥有的,是我们需要的能力,包括我们看中的是这一辆汽车而不是其他汽车的能力,我们挑选的是这一双旅游鞋或者手套,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鞋或手套的能力。

人类个体大脑损伤的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证据。有的脑损伤病人仍然能够辨认并说出无生命的物体,却失去了辨认有生命物体的能力。与此相反的情况要少一些,那就是有的脑伤病人能够辨认并命名有生命的活体,却失去了辨认人造物体的能力。以上这些能力,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机理,建立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欧几里得几何学在人为的世界中得到应用,却不能在自然界中通行;我们在与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工具打交道时,与和有生命的物体打交道时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我对有关证据的调查,并不能明确地肯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可人们对宗教和神灵,却坚信不疑。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当代美国人),认为与神灵沟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很多人认为精神信仰智能不仅存在,而且的确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其他人,特别是爱好科学的人士,则从未认真地讨论过精神信仰智能或灵魂这类问题。很明显,这类问题带有神秘主义的味道。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科学家们,对于上帝和宗教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原因。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肯定精神信仰智能或者宗教智能时,我的托词是:“如果我这么做,也许会使我的朋友高兴,但却会使我的对手更高兴。”

但托词并不能代替学术观点。因此我花费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细心研究,寻找证据,试图肯定或者否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我的结论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它与我们关于智能的概念差距很大。首先,我认为智能和人类个体生活中有关现象学[22]的体验,是不应相互混淆的。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有关神灵的感应,来自特定条件下内心的反应。例如,与这个世界上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或者神灵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此。这种感觉可能使人感到惬意,但这对于某一种智能的确定,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一个具有很高程度数学智能的人,快速解决课程中的困难问题时,也可能会感到惬意。但即使他没有上述现象学的反应,只要是具有相同的数学智能,就能如此。

其次,对于很多人而言,神灵的感应一般地与宗教信仰,或者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关,甚至可以来自一种对特别的信念或教派的忠诚。下列说法:“只有真正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穆斯林教徒、新教徒才是拥有精神灵魂的人”,就明确地或者也可以说是含蓄地表达了这一信息。这种必要条件,使我很不舒服,也与我们最初关于智能的判断标准即判据相距甚远。

虽然精神信仰智能无法满足我关于智能的判据,但是与精神有关的一个层面,却似乎够格成为有希望的智能。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有时被人叫做“大问题的智能”(the Intelligence of Big Questions[23])。这个候选智能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那就是思考与人类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从哪里来?什么将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是爱?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有时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感知的范畴。这些问题可以说要么太大,要么太小,都不是我们的五个主要感官系统能够觉察出来的。

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按照我们关于智能的判据检验,“存在智能”相当符合。的确有一些人,如哲学家、宗教领导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使存在智能高度地具体化了。有关存在的问题,出现在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里,如在宗教、哲学、艺术、更世俗的故事、闲聊以及每日生活的媒体展示中。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具备允许发问的环境,虽然总是得不到直接的答案,孩子们从小还是会提出有关存在的问题。此外,孩子们喜欢的神话或者关于仙女的传说,也证明了存在问题的魅力。

我至今仍然在犹豫,没有宣布确认存在智能的原因,是因为还存在着最后一点考虑。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证据,说明大脑中有相关的部位,来运作这种与深刻哲学思考有关的智能。可能大脑中有一个区域,例如在大脑颞颥下叶的部位,对于处理这种大问题是关键性部位。然而,存在问题有可能只是更广范围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也有可能仅仅是人类个体因为日常生活中情感负担过重,无病呻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面的论述中,也可能是由于我的保守本性,决定了我在将智能的第九把交椅给予存在智能时,表现得很谨慎。虽然我过去的确谈论过这个智能的候选者,但是为了对费德里科·费里尼[24]导演的著名电影的赞赏,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仍将继续只承认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25]

多元智能理论的独特贡献

作为人,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技能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以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发现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得到的有文化意义的产品,作为调查研究的开端。我们讨论智能时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将它们当做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用到的人类的能力,而是从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再回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能。

在确定人类所拥有的智能种类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来自大脑的研究、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等方面的证据。那些智能的候选者中,只有在以上各不同的方面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才能最终被确定为一种智能。我们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事先并不认为哪一种候选能力一定是智能。我可能选中后又放弃,这使得确认智能的过程令人激动。在传统的智能研究方法中,根本没有使用实证资料做决定的机会。

我们同时认为,人类的上述智能,也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大脑损伤病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一种能力丧失的时候,其他能力可能完好无损。智能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即使一个人有很高的某一种智能,如逻辑-数学智能,却并不一定拥有同样程度的其他智能,如语言智能或音乐智能。这些具有独立性的智能,和传统方法测量出来的IQ有明显的差别。根据传统智力测验的规律,不同测验方法所得的结果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因此怀疑,产生如此高度相关性的原因,在于智力测验的题目往往都需要运用语言和数学逻辑的能力,才能快速给以解答。我们相信,如果采用情境化的适当方式,来考查人类解决问题时所运用的各种不同技能,这种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成年人只有一种智能可以达到辉煌的境界。但事实上几乎具有任何程度的文化背景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如拉小提琴,也并非孤立地单纯依靠音乐智能就能完成。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除了音乐智能外,还需要身体-动觉的高难度技巧。对他来说,还需要人际智能以便和听众沟通,直至选择合适的经纪人,说不定还需要自我认知智能。舞蹈需要不同程度的身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空间智能。政治则需要人际智能、语言智能,也许还需要一些逻辑方面的能力。几乎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如上所述,需要多种智能。因此,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多种能力组合的个体,而不是只拥有单一的、用纸和笔可以测试出来的解答问题能力的生命个体,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我们所定义的智能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正是通过这些智能的不同组合,创造出了人类能力的多样性,也许就是“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原因吧!一个人可能在任何一种智能上都没有特殊的天赋,但如果他所拥有的各种智能和技巧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说不定在担任某一个角色时就会很出色。因此,当前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评估众多技能的特定组合,以便指出被评估者最适合的职业和副业是什么。

简而言之,多元智能理论导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智能。从认知的角度上说,正是这些智能使我们成为人。

没有两个人——甚至同卵双胞胎都不会拥有一模一样的智能轮廓。因为即使基因物质来自同一个卵子,出生后的人类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同卵双胞胎对于将他们自己相互区别开来,常常有很高的积极性)。

拥有某方面很高的智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很高的智慧。拥有高度数学智能的人,能够运用他的能力从事重要的物理学实验工作,或者进行新的复杂的几何证明,但是他也可能浪费了自己的能力,整天计算彩票的中奖率或者在脑中做10位数的乘法运算。

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与人类智能的心理学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希望能对此学科做出贡献。但是,这些观点也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大量教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加以讨论。

结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目前承受着三种偏见带来的危害,我给这三种偏见分别起名为“西方主义者”(westist)、“测试主义者”(testist)和“精英主义者”(bestist)。“西方主义者”,就是那些将西方文化当做偶像来崇拜的人,这些人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当然,逻辑思维很重要,推理也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测试主义者”的偏见,在于只重视人类可以测量出来的能力及其考试方法。如果某种能力无法测量,就认为这种能力不重要。我的看法是,对人的智力评估应该比现在更广泛、更宽松和更人性化,心理学家应少花些时间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多花些时间帮助他们。

“精英主义者”可参考大卫·哈尔波斯达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书中讽刺地提到的精英分子,就是当年被带到华盛顿并帮助约翰·肯尼迪总统,将美国推入越南战争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有些人认为对于给定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应该按某种确定的方法如数学逻辑思维的方法得出,而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流行的关于智能的观念,应该用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的看法予以更新。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式各样的智能和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较好地处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能调动起人类的所有能力,人们就不仅仅是更有能力或对自己更有信心,而且会更积极、更投入地为整个团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作。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全部智能,并使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就能增加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机会,进而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


[1] 美好年代(Le Belle Epoque):又译为“美丽年代”,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黎。当时法国已从几次战争中恢复了元气,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发展,也使社会一派繁荣。——译者注

[2] 阿尔弗莱德·比内(Alfred Binet,1857—1911):法国实验心理学家,智力测验的创始人,起初从事法律工作,37岁时才开始心理学研究。——译者注

[3]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为心理年龄除以生理年龄,再乘以100。——译者注

[4] 基因座位(gene locus):指各个基因在染色体上所占的位置,故简称为座位。但就位点的实体而言,指的就是基因。——译者注

[5] 电影《力争上游》(The Paper Chase):1973年10月16日在美国上演。影片描写一名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学生,爱上了他的指导教授的女儿,几经奋斗才通过这名教授的严格考验,取得了毕业文凭。本片题材具有现实性,对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予以讽刺。——译者注

[6] 一般智能(general faculty of intelligence)缩写为英文字母“g”,也被译为“通用智能”,指能够解决任何领域的问题的普遍适用的智能。——译者注

[7] 失歌症(amusia):失去唱歌和辨别音乐的能力。——译者注

[8] 乔治·鲁斯(George Herman“Babe”Ruth),20世纪20年代美国棒球界的传奇人物,他是全垒打王,也是上垒次数与强打纪录的保持者。——译者注

[9] 动觉(Kinesthetic)是“运动觉”的简称,指辨别身体各部分运动和姿势的感觉,由身体运动和姿势作用于肌肉、筋腱、韧带和关节,产生兴奋,传入大脑皮层而引起。——译者注

[10] 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1902—1992),美国著名女遗传学家,194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并在当年担任美国遗传学会会长之职。1945年起,她开始了著名的基因转座(gene transposition)研究,30多年后,科学界才给了她应得的荣誉,1983年,她独获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译者注

[11] 人头部两侧靠近耳朵上方的部位,俗称太阳穴。——译者注

[12] 让·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译者注

[13] 托马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诗人、文学评论家、剧作家,祖籍英国,生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1914年起定居英国。1922年发表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其创作和评论对20世纪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译者注

[14]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一个群岛。——编者注

[15] 娜迪娅(Enter Nadia),1967年出生于英国,1岁起患严重孤独症,无法与人通过语言、手势交流,但从3岁半起在绘画上就表现出惊人的天分。本书作者在1982年出版的《艺术·心理·大脑》一书的第16章中,对此做出了详细的介绍。——译者注

[16]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女作家。其作品摒弃传统的小说结构,采用“意识流”手法,注重心理描写,对现代西方小说影响很大。——译者注

[17] 欣快(apathy),莫名其妙地容易高兴的症状。——译者注

[18] 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1904—2005),哈佛大学的进化生物学教授,达尔文以来最伟大的进化生物学家之一,无疑也是20世纪最多产的理论生物学家之一,共发表七百多篇论文及二十多部著作,影响了整个20世纪进化生物学界。——译者注

[19] 爱德华·欧·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当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研究方向为生态学和进化论。他1975出版的专著《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标志着一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的诞生。——译者注

[20]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1851),美国画家、博物学家。他绘制的鸟类图鉴被称做“美国国宝”。——译者注

[21] 罗杰·托里·彼得森(Roger Tory Peterson,1908—1996),美国博物学家、艺术家兼作家,以画鸟及出版鸟类图鉴而闻名于世,并曾获颁总统自由勋章。1934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鸟类野外观察指南》,60多年来已重印50多次,印数达数百万册。——译者注

[22] 现象学(Phenomenology),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说和流派之一,是以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现象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理论的来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流行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德、法、美等国。——译者注

[23] 大问题(Big Questions)引自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C Solomon)的名著《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The Big Question:A Short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这是一部著名的哲学导论性入门书,概述和分析了几乎所有的哲学问题。——译者注

[24]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1993),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集导演、演员、编剧于一身,曾五次获奥斯卡金像奖,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加德纳此处提及的影片,虽未点名,但有可能是费里尼1963年导演的著名影片《八又二分之一》(Otto e Mezzo)。——译者注

[25] 作者虽然有一定的把握,但尚不能最终确定,所以暂时称存在智能为二分之一智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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