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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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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我刚才回顾过的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但现在经常用来形容成功进入大学或从大学——尤其是我们最顶尖和名牌的大学——毕业的人是“知识精英”(meritocracy)——一个用于因为聪明、勤奋、有上进心而打拼到顶层者的名字。这个词的来历颇为有趣。它听起来像是跟“贵族”(aristocracy)或“寡头政治”(oligarchy)等词一起都来源于古希腊,但实际上,它的历史只有50年多一点,是1958年一位名叫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的英国批评家杜撰的,他的本意不是把它用作一个对杰出人士表示认可的名字,而是用它来描述一种噩梦般的社会等级,他担心这正在成为现实。

杨的书《知识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并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它是一本未来派的小说,从2033这一有利的时间点入手,想象一个建立在“I + E = M”(智慧加勤奋等于优点)上、充满着恐怖竞争的社会。在该社会里,通过儿童早期开始的标准化测试,全体人口分成两大类:一类人通过精英教育机构,朝富人和权势者发展;另一类人,通过学徒或职业培训,朝较贫困和恭顺的人发展。杨对未来的想象,以其奇特打动了读者(谁会想到测试3岁的小孩?!)但实际上,他的书属于预言小说中的黑暗风格一类,同类的书有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该书想象了一个有着嗑药的快感的反乌托邦世界;还有格拉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1955),该书交织着理想主义、无知和傲慢,它们把美国带进了无法获胜的战争中。

受杨这本充满先见之明的书的启发,历史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总结说,重点大学的录取是“一段关于‘优点’意义的拉锯战历史”。1在这场争战中,获胜的一方总是将自己支持的优点定义强加在失败的一方身上。于是,很自然地,在1900年,优点意味着“善交际”者的健壮和热忱。这种人不大谈论金钱,甚至不大考虑金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必要这样做。他们饮酒,但不过量。他们养成了一种称为(以马克思·韦伯的著名作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书名演变而来)“新教审美”的个人风格。在面临艰苦努力时,料想他会保持“表面上的满不在乎,像所有盎格鲁 – 撒克逊人”会做的那样。2当然,女人没有这种优点,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也没有这种优点。

但是,理想情况下,这种值得赞赏的人至少还有其他的东西在意料之中。尽管他们对世界有严厉、偏见和心胸狭隘的看法,但可以指望他们有超越自身社会地位的责任感。下面是查尔斯·W.艾略特对“贵族”反映个人抱负的描述,对于贵族来说:

哈佛之子属于他们,而且,我们希望,会一直渴望属于他们——在男人的运动中表现卓越、身背荣誉、在需要高深学问的职业中获奖,并在所有领域的智识劳动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贵族;对公众荣誉和声望无比泰然,面对险象环生的灌木丛能够身先士卒的贵族。3

这听起来像厚颜无耻的自吹,而且毫无疑问,更多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实践上辩白的,但这些说法确实有些历史根据。艾略特的90岁生日,就是在哈佛的纪念堂(Memorial Hall)中庆祝的,这栋建筑的修建是用来纪念近100名学生和校友的(当时学校的人数大约为500人),他们在南北内战中献出了生命,其中很多人在促成发动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中贡献良多。另外还有200人负伤。死者中,或许最著名的是罗伯特·古尔德·萧(Robert Gould Shaw,1860届),他很早就离开了学校,带领一个黑人志愿者团,冲进南卡罗来纳海岸边一个小岛上“险象环生的灌木丛”中,在这个小岛上,在向瓦格纳堡(Fort Wagner)发动的攻击中,他跟几乎所有的战士都牺牲了。4

在《波士顿人》(The Bostonians,1886)中,亨利·詹姆斯描述了哈佛纪念堂——现在的学生还穿过该纪念堂的前厅,进入一侧的餐厅和另一侧的讲堂。在途中,他们必须走过——

白色的成排碑匾,每块牌匾上都令人悲伤地清晰自豪地刻着一名学生士兵的名字。这个地方给人的感觉纯粹是高贵和庄严,走进这个地方,你不可能不感觉到内心为之震动。它矗立在那里,象征着责任和荣耀,诉说着牺牲和榜样,似乎是供奉青春、男子汉气概和豪迈的神殿。这些学生士兵中,大部分人都很年轻,都正当盛年,但他们所有人都倒下了……5

今天,很难辨认出这成排石匾上铭刻的名字了,它们贴在墙壁的高处,光线暗淡,但无论多么朦胧,看到它们,不可能不感受到我们离它们纪念的这些年轻人多么遥远。跟他们同龄的人中,大部分人对战争最贴近的感受来自静坐抗议和罢工之类的故事,是从他们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父母(现在是高级教员)那里听来的,这些长辈对战争的回忆跟我一样,开始于他们如何逃避去越南服兵役,并结束于此。在南方之外的顶尖美国大学,很少有人——除了后勤和维修人员,他们可能有多得多的家人或朋友出入过战场——经历过战争。或许在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分歧就存在于两种人之间:认为战争是一种无情的威胁的人,以及把战争看成偶尔有之的电视秀的人。在我国最有声望的大学里,前者是最受忽视的少数群体。

当然,没有人应该对自己什么时候出生、由谁生负责,很多学者会轻易宣称:美国的某些(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战争是沙文主义行为或受误导的理想主义的拙劣表演,光荣的兵役是优点的一种有缺陷的衡量方式。但是,除了历史让某几代人承受,而不让其他人承受的战争的考验,探寻一下我们称之为公民义务的更普遍的情感,肯定是合理的。在这方面,有什么“知识精英”的记载?

这里提出一个观点: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的表现都相当好。在大学意图鼓励的美德中,亨利·詹姆斯(他由于“背伤”逃避了南北内战)所谓的“责任与荣誉”有着很高的评价。例如,它们是畅销小说《耶鲁的斯托弗》的主题,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该小说为“我这一代人的教科书”。在今天,这本书的读者很少,但引用者很多。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关于富家子弟“冲击”老以列(Old Eli,耶鲁大学的昵称)的俱乐部的幼稚故事,但实际上,它记述的是一个有特权的知情人开始“对自己的好命进行严格的分析”。6我们在《斯托弗》里看到的耶鲁是一个对其创建者的信念仍有一丝保留的地方——这个信念就是:神以神秘的心血来潮来施舍恩惠,得到神之恩典的人,在生活中面对他人的苦难时,应该谦卑地认识到“我只是得到了神之恩典而已”。

耶鲁就像一场罪恶的梦一样对斯托弗施加着影响。从耶鲁“夜色中隐约可见的薄雾笼罩的高墙和榆树梢中,似乎伸下来一只巨大的手,逼近他”,直到窗户“变成了无数只眼睛,威严地盯着他”。耶鲁的眼睛到处跟着他,要求他服从“牺牲和克己的观念”。7无疑,斯托弗的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同学从这所理想的“培养品性的学校”退学了,用另外一种眼光看这个世界,就如世纪之交耶鲁著名的教授、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拉汉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的眼光一样——世界是一个狗咬狗的竞技场,在这个世界里,适者获胜,弱者完蛋。萨姆纳最著名的作品,书名透着一种含蓄质问的语气:《社会各阶级彼此有何亏欠》(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对这个书名提出的问题,隐含的答案是:屁也没有。

然而,即使萨姆纳的耶鲁是真耶鲁,而斯托弗的耶鲁是一种虚构,那也是一种不错的虚构,有助于培养好人。在精英高校的历史中,有一个明显的悖论:正是古老部落的子孙们向更广大的世界开放了部落机构——不仅有大学,还有公司和俱乐部。在哈佛,尽管有过衰退期,但这种转变相当稳定地前进着。在普林斯顿这所伍德罗·威尔逊憧憬中的“责任的学校”里,进步慢得多——在我们今天称为种族和阶级的事务上,更不用说性别问题,威尔逊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在耶鲁,在金曼·布鲁斯特(Kingman Brewster,五月花乘员的后代,耶鲁1941届毕业生,1963年至1977年担任耶鲁大学校长)担任校长期间,改变来得相当突然。当时,黑人学生的数量大幅上涨,还首次招收了女生。同样的进步精神,也被布鲁斯特的很多贵族同行带出了纽黑文(译者注:耶鲁大学所在地),他们中,最著名的人有:实业家和慈善家J.埃尔文·米勒(J.Irwin Miller,耶鲁1931届毕业生),一名在商业界推动种族融合的先驱者;保罗·摩尔(Paul Moore,耶鲁1941届毕业生),纽约的圣公会主教,他将圣约翰神明大教堂(Cathedral of St.John the Divine)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盎格鲁 – 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的教堂飞速地转变成了一个服务于哈莱姆社区的普世教会机构。

这些人——再加上塞勒斯·万斯(Cyrus Vance,1939届)、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1938届)、约翰·林德赛(John Lindsay,1944届)和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1949届)等几乎跟他们同时代的人——承认,他们自己所获得的优待充其量纯属运气,往最糟的方面想是不公平。在眼界开阔的老耶鲁人的努力下,狭隘的老耶鲁荡然无存。每一所精英高校都有自己形式的忠诚反对派,尽管在某些高校,比起其他高校,这些反对派的力量更强。8创建了世界上公立高等教育最开放的系统的克拉克·克尔去了一所小型私立大学斯沃斯莫尔(Swarthmore),该校无疑是美国最杰出(按其学术标准来衡量)的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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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一下旧时的知识精英世界,会有助于认识大学在今天有何价值。或许,旧秩序最生动的代表是名为弗兰克·普莱斯科特(Frank Prescott)的半虚构人物。他是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一本关于一名预科学校校长的小说《贾斯汀校长》(The Rector of Justin,1964)的主角,该小说以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为原型,自由发挥而成。皮博迪是格罗顿中学(Groton School)声名卓著的校长,从1884年担任校长一直到1940年。不过,虚构的普莱斯科特没有现实生活中的皮博迪那么虔诚。普莱斯科特—皮博迪生长的时代,如果某个座位刚有人坐过,绅士就不会把这个座位让给女士,因为“一个热座位是最讨厌的东西”。9今天,我们很难相信还有这种人。但是,普莱斯科特不是个假正经的人;他痛恶充绅士派头,对战争无动于衷,并坚持认为,最享受和平时期好处的人也应该率先上战场。总之,他认为教育的关键是激励人们从事大众服务。

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应该如何办教育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对学校的一名年轻教师说:“年龄越大,我就越意识到,教师唯一该关注的东西是孩子眼中的偶尔一亮。每当你看到……如果你担心它的来源,你就是一个傻瓜。无论它来自霍拉斯的一段颂歌,或是冰岛的英雄传奇,还是实验室里发出的爆炸。”10威廉·詹姆斯称这些例子为“侵入性体验”,它们能够“突然打破初级意识的平衡”——无论这种体验的来源是对自然的研究(实验室里的爆炸),还是音乐、艺术或数学,还是在文学、历史或生活中美德模范的鼓舞下自然而然表现出的无私,担心它从何而来都是愚蠢至极的。唯一重要的是它所导致的后果——或者如詹姆斯改写圣保罗的话所说的“生命之果”。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旧式“知识精英”中大批人生活得很潇洒。对皮博迪推崇备至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格罗顿中学,1900届,哈佛1904届)绝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由于学校和家庭出身,无论他每年暑假是打马球,还是如他确实做过的那样给贫困的市区孩子做营队辅导员(他做这些事的时代,简历里还没要求填上利他行为的证据),他都会被保送进入哈佛。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哈佛1861届,南北内战中三次负伤的老兵)评论首次遇到罗斯福的情况时说,这位新总统看起来像个“二流脑子但一流性格”的男人。现在,在大多数精英大学的招生办公室,这样一种评价不会起什么作用——即使该候选者有祖传财产的支持,可能也没用。

对我们当前的“知识精英”会员标准来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过去是否形成了一种挑战?在为弱势者培植希望方面,罗斯福和他的常春藤顾问团队——几乎清一色的老男孩——做得比大多数强势者都多,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在社会保障制度获得国会通过后,皮博迪写信给他这位以前的学生,赞扬他在实践这一信念:“在整个美国,都应该特别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即使在以前只考虑自身利益的人中间,也该如此。”11今天的品性最好、头脑最聪明的人又是如何出人头地的呢?

当然,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绝对地不公平,深受美国人最近沉溺其中的“最伟大一代”的怀旧情绪影响,并且基于一个可疑的前提:人们可以有效地概括任何一代人,无论我们如何选择定义这个模糊的词汇。这样一种问题不大容易得出可证实的答案,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其时代的产物,除了在某些时光旅行的奇幻小说中,人没法脱离历史,拜访某个另外的时代。但是,在大约15年前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它激发了我以从前没想过的方式来思考大学。

这个问题以修辞问题的形式出现。在费城的里顿豪斯酒店(Rittenhouse Hotel),我很幸运地遇到了E.狄格比·巴策尔(E.Digby Baltzell),与他共进早餐。人们通常认为,是他推广了“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巴策尔虽然出生于费城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但他留在家乡上了宾州的大学,而不是跑去哈佛,因为当时他家已经陷入窘境。大学毕业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做了一名海军飞行员;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在罗伯特·莫顿(犹太移民的孩子,也在费城出生,出生时用的名字是迈耶·施科尔尼克 [Meyer Schkolnik])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这之后,他开始大量撰写关于美国社会精英的文章,这些文章收入了他著名的书籍《新教权势集团:美国的贵族与等级制度》(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Aristocracy and Caste in America,1964)等作品中。

他完全符合老男孩的形象。他穿着颜色稍显艳丽的人字斜纹夹克,略带刻板的玫瑰色衬衣,头发以海员的风刮样式往后梳。我们落座后,他往后一靠,不拘小节地立马问我:“这么说,你上的哪所大学?”“哈佛。”我回答说,不清楚话题会走向何方。接着,他问了这么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你认为你配得上上哈佛吗?”这把我难住了。我支支吾吾——不确定是否该用“在我们高中有一些更聪明的家伙,他们本该更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不是真的)之类的话来搪塞。要不,我应该说他知道我在想的话:是的,为什么不呢?我学习勤奋,成绩好,在选修课上一直表现优秀。没等我回答,他就说:“当然,你配得上!”跟着就来了这么一句控诉:“你和你们这一代人是最自以为是的,是合众国历史上最自鸣得意的。你们以为所获得的是你们拼搏而来的,然而,在杰克·肯尼迪(译者注:美国前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昵称)上哈佛的时候,他清楚他能来这里是因为他老爸的钱——在他离开后,他认为他应该做些回馈!”他说这些话时,一直面带微笑,但还是透着一丝愤怒。

这毫无疑问是对年轻肯尼迪的浪漫化看法,但他主要的观点是颇有说服力的。后来,我读到了《知识精英的兴起》,明白了这一点,基本上,这是迈克尔·杨的观点。杨和巴策尔所谈的都是英美式的“位高则任重”——这个观念现在似乎淡薄了许多,“优点已经越来越可以量度了”。12在我们这个以学术能力来争取社会地位的时代——杨在一个想象的未来中安插了这样一个时代,而我们却切身体会到了——“新的上层阶级不再受困于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而且,赞成“现代思想的准则……人是不平等的……他们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安排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13

如果有人仔细查看一下现在的大学的招生程序,很难不更进一步认同这个观点。这种招生程序,实际上从学前教育(是的,3岁的小孩就要接受测试)就开始了,整个儿童年代不断加码,消耗了青春期的大部分精力,在刚开始步入成人的时候达到了顶峰。这一系列考验与奖赏都有着精心的设计,让获胜者明白,他们值得去争取胜利——在大学校长以某种标准的赞美之词欢迎新生时,新生们备受这种信念的鼓舞:“你们是有史以来走过我们大门的最杰出一届。”当年,杨说过,“受困于……自我批评”,当然,他的口吻颇有讽刺意味,因为他认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是真正有教养者的美德中的两种——尽管他肯定认为,这些美德不限于教育资历。这一点,他做了尖刻的讽刺:“现在,精英们都清楚,成功不仅仅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回报,也是对他们自己无可否认的成就的回报。”而且,“他们开始如此看重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对他们统治的人都失去了同情心。”14

《知识精英的兴起》 惊人敏锐地描述了我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致力于经济扩张这个高于一切目标的”社会,在该社会中“根据他们增进了多少生产这一单个测试标准来评判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其发明能完成上万人工作的科学家,或者协调安排一群群技术人员的管理者”算作“头等人”,智力被定义为“直接或间接提高生产的能力”。15对于杨带着极度快意称之为“智商狂人”的那些人,这是个把事情弄得不确定的定义。使用“智商狂人”这个说法,他的意思是那些“有时智商到140,有时只有90,而且不仅仅是在谈恋爱或早餐前才这样”。杨的一个精准预言是,“教育选拔的一个有利的意外收获”会是某些疗法,借助它们,思维得以集中,情绪波动得以消除。16

助长争议的作家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把杨对推定的知识精英社会的分析放到了当代美国的背景下。他说:我们的顶尖大学,“已成为说服我们‘穷人该受穷’的一大机制”;如果你是富人,那么,你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你优秀”。17学术界内外很少有人会公开说这种话,至少会以谦恭的主张的方式,不无温和地说它,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偷偷地——要不没那么隐秘地——相信它。18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知识精英已经遍布全球。看起来,排名表狂热在亚洲更加疯狂。在这里,上海大学现在发起了一种广受追捧的学术排名方法,根据教师荣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数学领域的一个权威国际奖项)的数量,以及教师在《科学》(Science)与《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计算高校的水准。没有跟本科生通识教育相关的衡量标准;如何能有这样的标准,都很难知道。

在这些表单上排名不高的高校,当然会感到愤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法国首屈一指的大专院校——的院长对巴黎高专的遭遇(在两年前的泰晤士 [ 伦敦的 ] 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排名中,全世界200所大学中,该校高居第28位,而在上海大学的排名中,只排在第73位)感觉很不开心。她表示抗议,解释了学生为了进巴黎高专付出了多大努力:“在预科班取得成功的学生,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通常会每天学习12到16个小时,两三年都不休假。”19在印度,志向远大的高中生离开家,住在“辅导中心”里,在这里,他们每天整天都是学习,提高考试技巧,这种事一点都不稀奇。因为他们在印度理工学院联合入学考试(IIT-JEE)中的成绩决定一切。20在中国,大约1000万高中生参加一项考试,希望抢到大学里差不多600万个座位中的一个。这些人真的是我们想用来打理世界的人吗?废寝忘食,无情的竞争,AAA型人格,被逼迫到忍耐的极限?

当然,面对现实退缩或者担忧未来是一回事,美化过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样做也会经不起太多的推敲。美国的大学,包括——或许尤其是——顶尖的大学在内,从来不缺少虚伪、欺诈、装腔作势和彻头彻尾的愚蠢。罗伯特·古尔德·萧在袭击瓦格纳堡中牺牲后几个月,朱利安·霍桑(Julian Hawthorne,哈佛1868届)搞了一场醉酒后耍宝的仪式,其中一个做法是晚上睡在一具棺材里,以此来戒掉自己新生年的“吹牛和恶作剧”习惯——无比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的父亲纳撒尼尔·霍桑去世了。21(后来,朱利安·霍桑因为邮件欺诈指控在联邦监狱里度过了一年。)照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的说法,也许大多数大学生都一直是“学童”。将比如“高大、金发、瘦削和细腰的”威廉·弗朗西斯·巴莱特(William Francis Bartlett,哈佛1862届)的形象理想化并普遍化,这是荒唐的。跟萧不同,巴莱特在战场上幸免于难,凯旋而归——尽管失去了一条腿。赫尔曼·麦尔维尔在诗中赞美他“已活了一千年 / 浓缩在战场的痛苦和祈祷中”。22但是,有必要注意到,这种人有——或者创造了——机会自己发现太多精英大学现在似乎都忽视的某些原则:勇气和无私是民主地分布的美德(我认为是很多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享受特权就应该承担责任。

如果说用浪漫主义手法描述过去很容易,那么,说明这些原则在现代“最好的”大学里依然富有生命力并充分运用却颇为困难。在我试图讲述的故事背景下,另一种解释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说,这些大学中,某些大学现在已经形成了跟它们开始时完全相反的自我概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两党很难达成共识的年代,这是一个左派和右派都真诚地表示赞同的观点。对于左翼自由派的沃尔特·本·迈克尔斯来说,精英高校在通过“证明学生对自己个人优点的认识是对的”,来积极培养其学生的自爱。对于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这位自从成为《纽约时报》 的专栏作家后就变得保守的作家来说:

统治阶级一直都相信自己的统治权力,但是,人们曾经明白——至少愿意对事物进行认真思考的任何人明白,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是随意的,偶然由出身和血统决定,而不是一种宇宙正义。地位高则责任重的理想完全是从这种认识中衍生出来的:神(或盲目的机遇)给了精英很多他们不一定配得上的东西。

然而,现在,

只是已经被清除。现代精英的规则不再被人看成是随意的,而是看作公平、正当和真实的,至少在人们遵循知识精英的逻辑,得出其不言而喻的结论时是这样的。23

……(现在的精英)完全属于他们所处的位置——标准化考试和大学招生办公室所说的,它们的话一锤定音。

这里共享的观点是,我们最古老的大学已经抛弃了作为它们源头的宗教的根本原则:不得基于任何人的优点来认为他该得到某种东西的原则。按照这个观点——或许对于除了照这个观点来生活的圣人之外,它太苛刻——,神通知亚伯拉罕,告诉他,他已经选中他在历史上扮演一个高尚的角色时,他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考虑亚伯拉罕的任何美德”,而是“慷慨地施加他的恩典……因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什么也没看到,出于这一点,神向他揭示了自己选中他的正当理由。”24这样一个神没有被任何人展现出来的任何值得称赞的行为所打动。人类能够做出有价值的行为,就这个意义来说,他们是仁慈的神受之有愧的礼物,应该不时地表现出谦卑,而不是骄傲。

因此,杰罗姆·卡拉贝尔撰写了一本历史书,描写东部的精英何以不再能掌控自己心爱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跟圣经相关的书名《天选者》(The Chosen),这是很恰当的。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一个进步的故事,公正地指出:很少人会否认,“相比过去公然的歧视和世袭制度,今天的准知识精英录取制度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是,他以一句呼吁做结:“注意杨的最后警告”——“我们忽视了在我们集体的险境中,我们的知识精英的阴暗面。”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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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作家都向我们描述了这个阴暗面。其中,最生动的一位作家是沃尔特·科恩(Walter Kirn),在一本交替着欢闹与痛心的回忆录《迷失于精英主义中:一个优等生的不良教育》(译者注:原文有误,根据网络资料修正)(2009)中,他总结他普林斯顿的同学(他毕业于1983年)的形象为:“精神上的柔术演员,或许除了真正的自我认识的挑战之外,能够奋起面对学校或工作中的几乎每一种挑战。”26这样写并保持不失体面很难,因为对于同侪的任何此类报告,都以友情掩盖下的刺探行为开始;而且,责备年轻人的青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小气。大学生通常都会完整地经历从探求者到伪装者的过程,同时,在每个大学教师遭遇愚钝又贪心的学生时,他也认识其他坦率、有求知欲且完全不会自鸣得意的学生。这是一幅驳杂的画面,对个人或机构的任何真实描绘都应该如此。但科恩恰如其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教育机构是否能够做更多的事,把我们从自我中拯救出来?我使用“我们”这个包容性的代词是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年轻人也会很快变老。

对现今大学的道德景观进行一番快速考察,就可能会多少明白还有多少工作要做——从最顶层开始。一方面,很多大学,尤其是在排名中高居前列的大学,与金钱世界走得非常近。19世纪的哈佛给狄更斯的印象是,在这里,“置身于万神殿,周围全是更好的神,但全能的美元却栽进了某些相当没有意义的事中”。今天,顶尖大学的领导人在他们的校长薪水(七位数不再闻所未闻)之外捞点外快,加入高报酬的企业董事会,这种事很常见。直到最近,布朗大学的校长成为高盛公司的董事,为此她每年收入30多万美元,到她离职的时候,可以得到价值400万美元的股票——尽管要提请注意的是,相比营利型“大学”的CEO——比如塞耶大学(Thayer University)的校长去年拿回家的4300万美元,这些数字也是小巫见大巫。与此同时,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的领导你追我赶地进入了Google的董事会,华盛顿大学的校长在耐克公司的董事会里捞到了一个席位,该公司跟华盛顿大学签订了一份合同,向学校供应印有耐克标志的运动衫。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事有利益冲突;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体面。随着2008—2009年出现财政紧缩,塔夫茨(Tufts)大学的校长劳伦斯·巴考(Lawrence Bacow)拒绝了校董提议支付给他那么多薪水,他树立了一个罕见的校长榜样,严肃看待“校长薪水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在紧缩时期。27

教师的情况怎么样?在学术界的精英圈子之外,很多大学教师薪水过低,工作过量,牺牲自我来一心培养学生。但是,大众很容易忽视他们,只顾着看他们那些更耀眼的同事:广受媒体追捧的教授坐着喷气式飞机满世界飞,从阿斯彭(Aspen)到达沃斯(Davos)无处不在,在电视上神侃,由此获得的声望比在所属高校教书还多。在20年前向哈佛教师发布的校长报告中,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写道:“哈佛已经变成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规则的社会,要不用稍微不同的话来说,教师中的终身教师——通常以个人名义——自行制定规则。”涉及的方面有教学负担、校外商业投机、咨询时间与教学时间的关系等等。罗索夫斯基说:“照一种年代较久的公民态度行事的话,一名教授的主要职责应该限于学校——基本上是学生和同事,所有其他的都退居次席。”但现在,自私自利的风气正让这种大不如前的态度越来越淡薄。5年后,在一本名为《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1997)的书中,斯坦福的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Donald Kennedy)做了一番值得称道的努力,阐明了教师应携起手来争取学术自由的责任。糟糕的是,这种批评尽管准确而有益,但也会给指责全体教授都自私和自我放纵的人提供声援,让他们心安理得。

大众有疑虑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跟企业投资者和政府机构在“技术转化”上的合作关系,有地位的学者(尤其是科学领域,但绝非仅仅该领域)和他们所供职的机构挣钱机会都急剧增多。1980年以来尤其如此,当时,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Bayh- Dole Act),批准机构和个人分享使用公共基金开发而来的发明或疗法的利润。如果“纯学理”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那么,咨询与合作之间的界限也一样。很多从事学术研究的顶尖经济学家担任着公共职位,他们跟某些投资或保险公司关系密切,而这些公司是他们帮助制定的监管和税收政策的执行对象。现在,不仅仅是通往华尔街的高速路上堵满了来回奔波的教授。在利比亚开战在即的时候,众所周知,一帮出色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商学教授从卡扎菲政府那里每月挣到了数十万美元,作为“咨询”服务的报酬。一名受益者撰写了不少赞赏性的专栏评论文章,说卡扎菲上校真诚致力于民主化——根本没心披露他跟利比亚政权的财务关系。28

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样?大部分人不是过着自我放纵的养尊处优生活——远远不是这样,但是,跟教师一样,在主流和出类拔萃的少数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差不多150年前,查尔斯·W.艾略特评论说:“奢侈与求知是一对病床难友。”这句习语是老生常谈,表达了众多高校的共识。今天,顶尖大学为争夺生源,提供优于竞争对手的设施——图书馆中更多美味的咖啡吧,宿舍里更好器材的健身中心等。在某些大学,校园观光不亚于豪华度假村的宣传旅游线路。1900年,一名大学生活的观察者评论说:“一个年轻人,18~22岁这几年,是在一间账房里读书,除了斤斤计较于利益,没别的事,而且在这里…… 他(应该)征服这种残酷而可怕的金钱教,还是该在这些年身处也许会让年轻人觉醒,树立高尚志向的环境中。”今天,看一看这方面近来出版的书籍中某些有代表性的书名,就可以慢慢弄明白大学生活的风气:《拯救拜金时代的高等教育》(Sav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Money);《莎士比亚,爱因斯坦与底线:高等教育的市场学》(Shakespeare,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大学公司:高等教育的企业腐败》(University,Inc.:The Corporate Corruption of Higher Education)——略举以上几例。最近,一名常春藤联盟高校的校长宣布,大学应完全放弃幻想,不再坚持远离“普遍商业化”的文化这一学术价值观。29

这种犬儒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我们大学历史上一直以来最有价值的理念:对年轻人注定会大半人生陷入其中的挣钱和消费的世界,它们蓄意保持距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随着对金钱的追逐彻底失去控制,好几位学术领导人确曾试图指出一切事物屈服于商业化的代价——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在2007年冬季担任哈佛的校长几个月后,毕业典礼上,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质问她到任后的首个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在前一年毕业的班中,接近60% 的男生和超过40% >的女生干上了美其名曰“金融服务”的工作。5年后,当年那些日子的幻想——刚踏出顶尖大学校门的年轻人生活在“欢饮鼓舞的憧憬中,期望着早晚有一天,突然天降元宝,把人淹没”——可能少多了,也淡薄多了。但是,这场元宝雨又开始下了,而且,下得最猛的大学,它们的特权堡垒至少跟老“精英主义”时代中一向所表现的那样坚固。30实际上,出于上一章中所讨论过的原因,它们可能更甚于此。

如今的大学在诚信和礼节上也有一些明显的问题。在汤姆·沃尔夫虚构的“杜邦大学”(Dupont University,很显然,原型是杜克大学)中,学生彼此之间喜欢以“他妈的猿猴脸白痴”之类的问候语打招呼。这种鄙俗和糟乱的学生形象,跟坐喷气式飞机到处逛的教授形象一样,对在冷酷的社会和学业压力下,郑重看待大学,竭力充分利用机会的大量学生来说,不啻一幅讽刺画——其实是一种毁谤。很多人坚决从某些校园中盛行的高度情色化氛围中退出来。很多人勤奋而诚实地工作,热爱学习,也热衷于追逐成功。另外,跟任何其他讽刺画一样,沃尔夫将大学生活描画成疯狂地追逐快乐和能力,不失为多少说出了真相。

一方面,欺骗(尤其是以剽窃的形式)猖獗——不仅仅是在“杜邦”,而是到处都是。几年前,《纽约时报》报道说,“学生都搞不清楚哪些是欺骗,哪些不是”;而那些大学之外指望靠这种公认的混乱谋利的人却对此毫不含糊。在众多售卖学期论文的网站中,有一个网站取了一个超级坦率的名字:CheatHouse.com。据我了解,一所名牌大学的两名教师朋友,每年春天的毕业典礼上,他们都自娱自乐地仔细检查打印的学生名单,在高年级学生中,核对就他们所知至少提交了一份剽窃论文的学生的名单。这些学生头顶荣誉毕业,一点都不稀罕。

当然,这种事毫不新鲜。前哥伦比亚学院(译者注: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院长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一名生物学家,给我讲了一个有机化学实验室的故事。他在1961年以本科生的身份加入该实验室。为了在合成乙酰水杨酸的作业上得到“A”,医学预科生“匆忙”在当地药店购买一些阿司匹林,将其磨碎,把试管中的纯白色粉末交上去,让其他所有人的棕色沉淀淤渣都相形见绌。没想到助教在原始材料里偷偷掺入了放射性标记物,一次简单的盖革计数器测试,就让所有弄虚作假者现形了。这么说,学术造假一直是个问题——但是,老实说,情况还没变糟。31

有些人认为,学术道德上这种不佳状况,尤其是金钱的不良影响,其一大因素是安德鲁·哈克尔(Andrew Hacker)和克劳迪娅·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他们最近的书《高等教育?大学在怎样浪费金钱和糟蹋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Higher Education? How Colleges Are Wasting Our Money and Failing Our Kids—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中所称的“运动负担”。这种指责有某些国家大环境的依据:全国的高校管理层都在勾结教练,提供从来没修过的课程的假分数,雇用脱衣舞娘和妓女来向新招的教练班子展示欢欣。这些新招的教练班子,一来到校园,就签订合同,教授“篮球的教练技术与战略”等课程,出“一场篮球赛有几个半场”之类的考试题目。这听起来完全像直接从《疯狂》(MAD)杂志中选出来的,但这种做法实实在在有记录可查。跟学术造假一样,大学体育活动中的腐败毫不新鲜。1951年,在以高标准著称的城市学院(City College),四名篮球运动员被指控为跟当地的赌徒勾结操纵比分。对于这所大学,一名记者写道:“你贿赂他们为你打球,赌徒贿赂他们不要打太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32

诚然,在不准许设体育奖学金的高校,就用于招收理想的新成员而无视需求的资金来说,这些问题没那么过分。这些学校的球票销售、授权许可和电视合同上的收入,跟把体育当大生意来做的高校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在高风险的项目上,虐待的情况往往最严重——剥削学生运动员,然后,如果他们在球场上的表现不好,就抛弃他们。但应该注意的是,相比十大联盟,常春藤高校中运动员占有更高的录取学生比率。即使在已经公认地放弃了早期的录取计划后,哈佛和普林斯顿也在大多数其他申请者清楚他们的命运之前几个月,继续发出数百封“可能录取”的邮件给大学代表队的潜在人选。在常春藤高校,不允许在展现出来的需求之外用财务激励来招收任何申请者——运动员或其他人,但是,出于各种意图和目的,教室里有相当多(通常大约20%)的地方保留给了需要用来填充球队队员名单的新成员。其他高度选择性的高校也为了满足体育上的迫切要求而在学术上打折扣。在允许体育奖学金的斯坦福,一张“兴趣课程”表——包括“起头的即兴表演”和“北美的社交舞蹈”——提供给了运动员,直到《高等教育纪事》公布了这个消息,感觉尴尬的该校中断了这份课程表。33

实际上,现在,几乎每一所寄宿大学,在筹款优先性的表单上,竞技体育(与健身截然相反)设施都高居前列;而且,没人见过哪位校长像校队体育刚兴起的日子那样说:“我不会批准仅仅为了鼓动一包风(a bag of wind,在英语里有“夸夸其谈者”的意思)——这样说,他指的是一个橄榄球,而不是一名教授——而让30个人跑400英里。”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类型的大学中,所招收的运动员学业成绩都差劲。长期以来,威廉·鲍温运用这些数据主张:“当前形式的大学体育,对学术价值和教育品质都体现出一种分明的威胁。”与此同时,前哈佛学院的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 Lewis)高度赞扬大学的体育生,认为他们是“在一个光辉灿烂的平行宇宙里……超脱于日常生活的平庸”,跟其同学生活在一起的天才。34这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每个在大学教书的人都碰到过一些学生运动员,他们对大学的功课毫无准备,不知所措,筋疲力尽,而其他人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感激身体天赋帮助自己挣得的机会,迫不及待想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反馈”。这并没有阻止校园里很多人,有学生,也有老师,嘲笑“体育生”。那种蔑视的态度,如果对准其他人群,从来都没法忍受。

今天,跟往常一样,没法笼统地概括大学生。几年前,我受邀参加一场关于“多元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的讨论,是一个称为“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的学生团体在哥伦比亚召开的。对这个团体,我也不熟悉。在听说该组织将自己的使命定义为吸引“学生和教师讨论人生最艰难的问题和跟生活的一切相关的耶稣基督问题”,而我作为一名(不守犹太教律的)犹太人,有点困惑,在不是非常清楚了解该组织的福音派狂热的情况下,以为校园里参加讨论的人会很少。实际上,大学里最大的讲堂都挤满了人,到场者在道德上的高度严肃和求知上的强烈好奇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往往以为,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在看待和宗教有关的一切事物时,是怀疑论的堡垒,但实际上,这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现代学院盛行的类型区分中,那天晚上这间屋子里的很多学生可以归入“亚裔美国人”一类——尽管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况明朗了:他们更可能认为自己首先是基督徒。

总之,在今天的大学里实实在在地走一遭,思想开放的参观者就会很少有先入之见不受触动。这趟旅行,既不是走向阴暗面,也不是走向光明的理想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比起其他机构来,大学不会更独立于大文化背景;正如沃尔特·惠特曼谈及自己时所说的,他们“包括大众在内”,从荣誉到背信弃义,从粗鄙到精致,一切都处于两者之间。对于每一个挥霍时间的学生来说,其他人不仅以各种方式在学业中,还在对所属社团的服务中,充分利用他们的大学时光。

但是我想,有一种概括适用于所有大学生:他们都有一种漂泊感。在金融危机之前,学生们都逃避文学或艺术等“无用”科目,对经济学等“畅销”科目趋之若鹜。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欲走还留的余波里,这种逃避仍在继续;但很多学生也在思考:实际上,什么对什么是有用的。即使在精英高校,学生对大学毕业后的生活,也感觉到不仅仅是一点点的恐慌。年轻人清楚,各方面久经考验的设想,比如通往各种职业的最佳途径,如何找到伴侣和满意的工作,怎样成功和自立,如何平衡需求和欲望——总之,怎样谋生——现在都值得彻底怀疑。

遗憾的是,太多大学没能让学生重新培养起“命好的人应该承担起责任来,慷慨地对待命运不济的人”这种理念,它们很少去帮助学生来应付这种被不确定包围的困境。对这种大学理念——的确是社会本身的理念——的一种核心洞见一直是:服务他人就是服务自己,这样做会提供一种目标感,从而对抗所有人,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饱受折磨的孤独和迷惘。但是,正如40多年前克里斯托弗·詹克思(Christopher Jencks)和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学术革命》(The Academic Revolution,1968)中所指出的,在职业化的学院里,“没法通过研究来解决、不会导致协作性调查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就是处于学术轨道之外的”。35最近几十年,我们见识过高校内补偿机构的兴起,比如普林斯顿的人类价值观中心(Center for Human Values),或者杜克的伦理研究所(Institute for Ethics)。但是,思考伦理问题成为一种课外活动,这意味着什么?

在一本恰当地命名为《市场中的大学》(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2003)的书中,前哈佛校长德雷克·波克(Derek Bok)多少重复了詹克思和里斯曼的观点,他写道:“现在的教师显得没有兴趣去让本科生做好准备成为民主公民,而这个任务曾经被认为是通识教育的主要目标,也是美国当前迫切需要的。”36或许是因为这个消息太古老,他把它放在了脚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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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资格证   说道:

    第五章
    1.Karabel,The Chosen,p.5.
    2.John Murray Cuddihy,The Ordeal of Civility:Freud,Marx,Levi- Strauss,and the Jewish Struggle with Modernity (New York:Basic Books,1974),p.5; Owen Johnson,Stover at Yale,p.176.
    3.Eliot,in Hofstadter and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2:614.
    4.See Richard F.Miller,Harvard’s Civil War:A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 Massachusetts Volunteer Infantry (Lebanon,NH: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2005).肖和他的人马是俯瞰波士顿公园的青铜纪念碑雕带所刻画的人物,该雕带是奥古斯图·圣·高登思(Augustus Saint Gaudens)的杰作。
    5.James,The Bostonians (1886; Baltimore:Penguin,1966),p.210.
    6.Johnson,Stover at Yale,p.186.
    7.Ibid,pp.29,68.
    8.Geoffrey Kabaservice,The Guardians:Kingman Brewster,His Circle,and the Rise of the Liberal Establishment (New York:Henry Holt,2004).
    9.Auchincloss,The Rector of Justin (Boston:Houghton-Mifflin,1964),p.33.
    10.Ibid.,pp.4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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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教师资格证   说道:

    11.Karabel,The Chosen,p.35.
    12.Young,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1870-2033.(London:Penguin Books,1961),p.92.
    13.Ibid.,p.116.
    14.Ibid.,pp.106-107.
    15.Ibid.,pp.167-168.
    16.Ibid.,p.74.即使在我们这个充满“注意力缺乏症”、滥用利他林的时代,一个学科领域强而另一个弱(这一点,可从某些科目上得A,而其他科目得B或C的“脑子失常”记录中反映出来)的学生,比起一代人之前的先辈来,被录取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也少得多。
    17.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p.97,104.迈克尔斯认为,对于精英大学的白人学生来说,种族意识录取培养了少数族裔学生是特殊津贴的受益者这一想法,从而充当了“一种强大的工具,证明他们对自己个人优点的认识是合理的”。
    18.See Shamus Khan,“Meritocracy Is an Engine of Inequality,”Columbia Spectator,March 3,2011.该文描述了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胜者认为,他们获胜的原因是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优势”。
    19.Quoted in Ben Wildavsky,The Great Brain Race:How Global Universities Are Shaping the Worl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125.
    20.Ibid.,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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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教师资格证   说道:

    21.Jack Matthews,“Nathaniel Hawthorne’s Untold Tale,”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ugust 15,2010.
    22.Miller,Harvard’s Civil War,p.3; Melville,“The College Colonel,”in Battle-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 (1866).
    23.Michaels,Trouble with Diversity,p.85.Ross Gregory Douthat,Privilege:Harvard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Hyperion,2005),pp.12-13.
    24.John Cotton,A Treatis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in The Puritans in America,ed.Alan Heimert and Andrew Delbanco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51.
    25.Karabel,The Chosen,p.557.
    26.Kirn,The Daily Beast,May 19,2009.这基本上和芝加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其畅销书Bobos in Paradise: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0) 中描述为“波波族”(Bobos,“布尔乔亚”和“波西米亚”的混合体)的人物形象一样。对哈佛与耶鲁学生中这种理所当然的感觉,约翰·萨默斯(John Summers)写过两篇辛辣的文章:“All the Privileged Must Have Prizes,”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London),July 19,2008; and William Deresiewicz,“The Disadvantages of an Elite Education,”American 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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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教师资格证   说道:

    27.William Bowen,Lessons Learned:Reflections of a University Presid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33-34.从2001年到2008—2009学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公立大学校长人数从6人变成58人,增长到接近10倍。任命加入企业董事会的学术领导人,对其“舒适且挣钱俱乐部”的描述,参见Graham Bowley,“The Academic- Industrial Complex,”New York Times,July 31,2010.。几年前,贾斯汀·蒲柏(Justin Pope)做过一份有价值的调查:“Dishonesty Theme Runs Beneath Range of Headlines in Higher Ed News,”Boston.com,May 17,2007,www.boston.com.
    28.Henry Rosovsky,“Annual 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1990-1991” ,Policy Perspectives 4,no.3 (September 1992):1b-2b.Sewell Chan,“Academic Economists to Consider Ethics Code,”New York Times,December 31,2010.关于卡扎菲问题,参见David Corn,“MonitorGroup:Still Spinning?”Mother Jones,March 3,2011; and Paul A.Rahe,“The Intellectual as Courtier,”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March 7,2011.
    29.John Jay Chapman,“The Function of a University” (1900),in Unbought Spirit:A John Jay Chapman Reader,ed.Richard Stone (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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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资格证   说道:

    31.Robert Pollack,“I Am,Therefore I Think,”Columbia Spectator,September 16,2010.在其自传《桥》(The Bridge)中,恩斯特·普尔(Ernest Poole)(Princeton,1902届)写道,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只见过一次作弊行为。一次考试中,这位班长坐在作弊者的后面,看到他的同学“偷偷摸摸地……看纸条”后,他悄悄地对他说:“把纸条撕了吧,大不了考试不及格”(转引自Wertenbaker,Princeton,1746-1896,p.364)。多少感觉有些羞耻,这个犯错者听从了他的意见。在今天,这种同辈监管看起来不那么流行。一个很难进行坦率讨论的问题是:随着亚洲学生(既有国外出生的,也有移民子女)大量进入美国大学,原创与模仿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是不是该问题的一部分。See Elizabeth Redden,“Cheating Across Cultures,”InsideHigherEd.com,May 24,2007; and Kelly Heyboer,“Centenary College Closes Satellite Schools in China,Taiwan after Finding Rampant Cheating,”NJ.com,July 25,2010,www.NJ.com.
    32.William Dowling,Spoilsport:My Life and Hard Times Fighting Sports Corruption at an Old East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Park: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 Murray Sperber,Beer and Circus:How Big-Time College Sports Is Crippling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New York:Henry Holt,2000).Quoted in Philip Kay,“‘Guttersnipes’and ‘Eliterates’:City College inthe Popular Imagination” (PhD diss.,Columbia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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